2025年11月，胡建波教授（左）与赵炬明教授（右）在欧亚春山里对谈

2006年，西安欧亚学院启动战略转型，我和赵炬明教授因为“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以下简称“SC”）这个理念结缘。此后近20年，赵教授在理论上持续深耕，我则在一线办学中不断实践。最近，我俩总算坐下来，聊了聊这20年来的探索与思考。下面就是这次畅聊的一些记录：

从经验到科学：一场教育范式的迁移

胡：赵老师，您当年从美国专家那里第一次听到“以学生为中心”，之后花了整整15年写成《以学生为中心——当代本科教育改革之道》这本书。是什么让您投入这么长时间来做这件事？

赵：其实这件事起源于欧亚。2006年，欧亚邀请杜肯大学教授博龙（William Barone）和我来为学校做发展战略。我问博龙教授，欧亚的下一个发展战略重点应该是什么？博龙教授坚定地说，“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改革”（简称：SC改革）。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随后他具体介绍了美国的SC改革。此外，我当时多次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对985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估。评估期间，多位境外专家建议，中国大学应该改变本科教学模式，采用SC改革模式。这些经验引起了我对SC改革的注意。

随后，我查阅相关文献和美国资料时发现，SC改革是一个涉及广泛、学理深厚、问题丛生、意义重大的领域。当时尚未有人对此做过系统梳理，很多重要研究成果犹如散落的珍珠，没有被系统地清理出来。于是，我决定把这些散落的珍珠整理出来，串成一串项链，奉献给中国学者，为他们提供一个知识地图，使大家可以对这个领域有一个基本的整体性了解。结果就是这本书。

《以学生为中心：当代本科教育改革之道》赵炬明 著

胡：哈哈，串珍珠的人，我喜欢这个比喻。您认为《以学生为中心》这串项链里，最闪亮的那颗珍珠是什么呢？

赵：最重要的是第三章：打开黑箱，SC改革的科学基础。SC改革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本科教学改革范式，是因为它把本科教学实践与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了，使本科教学实践与研究不再仅仅依靠教师们的偶然发现和经验总结，从而为本科教学提供了一个科学基础。其次是第四章：聚焦设计：SC改革的实践与方法。这一章强调课程设计，认为好课是设计出来的。教师应针对学生的学习问题，设计符合SC改革科学基础的教学过程。始终把“学会“作为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指标，从而切实改善学生的学习体验，帮助学生通过“学会“来学会学习。

胡：对，最主要的差距，它是以科学为基础。您能结合大学生的学习规律，具体解释一下吗？

赵：SC高度强调课程设计，认为好课是设计出来的。因此大学教学的每个环节——从课程目标设置、课堂活动设计，到学生学习效果评价，都要符合SC改革的四大科学基础：脑科学、发展科学、认知科学和学习科学。具体说来是课程设计要符合人脑的活动规律；要符合18-24岁年轻人身心发展的规律；要符合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要符合学习科学规律。这四大基础构成了SC改革的科学基础。由于大学教学的本质是教师帮助学生在其头脑中构建课程知识认知框架，如果学生能在自己头脑中构建起这个框架，他就学会了。由于学生必须自己在头脑中构建框架，教师只能起辅助作用，因此大学教学的重点应该从“老师怎样教”转向“学生怎样学”。这对关注教师教学的传统模式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范式变革。

这样设计的课程，其实是一个针对学生学习困难的问题解决方案，而不是教材篇章、结构加时间表的教学大纲。这里我们必须注意，是学生的学习问题，造成教师的教学问题。学生没有学习问题，老师没有教学问题。学生的学习问题是因，教师的教学问题是果。这就是大学教学中的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决定了大学教学必须以学生学习为中心。这对传统本科教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范式变革。

胡：这就像我们校园空间设计的思路，传统校园可能是我先盖楼，买家具，再想怎么摆，谁来住。现在得彻底反过来：先看住的人是谁，需求是什么，再依此设计空间，最后功能和审美、整体及细节，都各得其所。欧亚推“雇主导向”，表面看是为促进就业，深层则是希望把职业成长与社会适应融入那“四大科学基础”之中，使大学学习更系统、更贴近真实生活。

理性发展与社会发展：大学生成长的两个基本维度

胡：您特别强调18-24岁这个阶段的发展独特性，大学教育应该如何回应这种独特性？

赵：人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独立过程。一是0-3岁，婴儿出生，是它独立于母腹的过程。这次独立叫生理性独立。这个期间，大脑有一个快速发展，以适应新的生命状态。第二次是12岁至25岁，是人从一个受保护的环境进入社会，变成可在社会中独立生存的个体。这个独立过程叫社会性独立。人的社会性独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2-18岁的青春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孩子摆脱父母保护的过程，表现为青春期叛逆；二是18-25岁这个阶段。其特点是发展个人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包括认识自己和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表现为学习和积累各种为人处世的知识、经验和技巧，目的是为日后进入社会做好准备。从摆脱家庭保护到为进入社会做好准备，就是所谓社会性独立阶段。从发展角度看，大学阶段正是学生走向“社会独立”的关键期，是学生离开家庭，学习如何进入社会的关键期。为了帮助学生顺利完成这个发展，大学要做好两件事：一是通过大学各种课程，培养学生的理性和理性思维能力；二是通过丰富的校园生活，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

2024年6月，欧亚人文教育学院项目式学习成果汇报

大学课程和中小学课程有一个根本区别，即所有大学课程都包括一个完整理论。大学课程学习要求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每个理论都是一个认知框架，大学学习就是学生在自己头脑中逐一构建起这些认知框架。在这些理论学习中，大学生的理性和理性思维能力获得发展，培养他们“言必有据，言必有理”的思维方式。大学期间学生通过四五十门课程的学习，接触到不同理论，建立各种不同的认知框架。这些认知框架最终构成他们看待世界、人生和事业的方式的基础。有研究表明，上过大学和没有上过大学的同龄人之间的最大差别之一是，他们在理解复杂事物方面可以相差两个标准差，即没有上过大学的同龄人中，只有2.3%的人可以在理解复杂事物方面达到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水平。这就是大学教育对学生理性和理性思维能力发展的贡献。

胡：关于理性思维能力，我曾比较过逻辑思维、审辨式思维和设计思维。初步感受是，逻辑思维注重逻辑的普遍性和一致性，不考虑情感。审辨式思维偏重个人判断，强调在理性思考后决定“相信什么、做什么”，并导向行动和负责。设计思维更注重解决问题，尤其在面对多方利益和复杂条件时，通过系统设计、整合资源、平衡需求，找到可行的方案。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三种思维的具体区别是什么呢？如何在具体课程和项目中有效培养？

赵：三者确实不一样。逻辑思维，无论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或辩证逻辑，关心的都是思维和推理过程的形式，原则上不涉及具体内容，故又被称为形式化思维。逻辑思维是理性思维的骨架和基础。理性思维必须符合逻辑。

其次是批判性思维或审辨式思维。在进行逻辑思维时，为了保证推理的有效性，人们需要仔细检查每个概念、每个命题、每个推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个仔细检查的过程，就被称为审辨式思维。这个词在英文中是“critical thinking“，中文中常常被翻译为“批判性思维”，例如康德的三大批判。但在当代中文语境中，“批判”这个词的第一个语义是“否定”。而这恰恰是“critical thinking“这个术语所没有的意思。这个词的本意是仔细检查和辨别，以保证其准确性，完全没有“否定”的意思。

既然逻辑思维是人类的普遍思维形式，那中国古人一定也会有类似发现。于是我找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中审问与明辨正好是“critical thinking”的两个基本思想：质疑与查证。因此我把这个词译为“审辨式思维”。这样不仅符合中文的表达方式，还能避免“批判性思维“一词引起的误解。

关于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这基本上讲的是一种工作方式。当然这也是一种合理的思考方式，但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逻辑思维的范畴。

对于培养大学生理性思维来说，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大学应当让学生接触并锻炼不同的思维模式，无论是逻辑的严谨、审辨的缜密，还是设计的整合，都应该融入课程学习和项目实践之中。

2025年11月，欧亚数据科学学院、通识教育学院与学生发展处联合开展“什么是良好学习体验”为主题的融合设计思维与LSP引导技术的跨角色工作坊，探索多方协同育人实践。

胡：我们将“会思考”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并且以通识DNA课程的方式在全校各分院及专业覆盖普及，即是对学生思维培养的重视。那社会发展这个维度呢？大学该怎么设计？

赵：在大学阶段，学生有四大发展：生理发展、心理发展、社会发展和职业发展。大学需要为学生这四大发展提供丰富而系统的支持。课堂教学着重专业学习和理性发展，校园生活则承载学生的社会发展与人格养成。由于大学四年是学生社会性发展的高峰期。如果抓住这四年，利用寄宿制营造有益的校园环境，就可以为学生提供健康而丰富的社会与人格养成教育。这对他们的未来生活有重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成功的小型文理学院都普遍坚持实行寄宿制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校园是大学生的第一个社会，通过营造这个特殊社会，可以培养学生最初的为人处世态度与方法。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生活环境，这本身就是在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在这里，学生可以学到如何与人相处，完成人生的最初社会化过程。

胡：所以，我特别看重校园环境与生活空间的整体设计。欧亚提出“环境育人”，就是把社区客厅、餐厅改造、开放式讨论区，甚至一草一木的营造，都看作教育的一部分。营造一个优雅、舒适、有人文气息的环境，这本身就在向学生传递关于美、秩序、尊重与创造的信息。

赵：这确实是欧亚学院的一个鲜明特色，值得大力推广。

阻力与破局：在系统惯性与生态重构之间

胡：SC改革的理念很清楚，但做起来真不容易。您的研究带动了不少讨论，但近几年相关论文数量有所下降。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赵：简单的回答是，绝大多数高校（包括教学型高校）还没有把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当作学校的重点工作来抓。老师们只要上课即可，至于如何上、效果好不好、方法是否科学合理等，皆不在学校关注的重点之中。用SC改革的术语来说，是支持系统不给力，因此SC改革举步维艰。

SC改革包括两个基本内容：教师在课堂的教学改革和学校对教师教学改革的支持。二者之间犹如植物及其生态系统的关系。如果学校的支持不到位，教师的教学改革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2020年，美国著名教育家、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分析了美国SC改革陷入举步维艰的原因：研究型大学的重点是研究，老师们不把教学作为工作重点；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普遍经费短缺，能维持日常教学已属不易，也不可能推动费时耗力的SC改革；只有小型文理学院在全力推动SC改革，但他们的学生只占5%，不足以形成有全国影响力的趋势。总之，不是教师评价制度不支持，就是经费不支持。总之是制度环境不好，因此美国的SC改革陷入了停滞状态。中国这些年倾力学习美国，也是好坏一起学了进来，结果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Higher Expectations: Can Colleges Teach Students

What They Need to Know in the 21st Century?

《高期望：大学能教会学生21世纪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吗？》德里克·博克 著

SC改革必然是一场“双重革命”：既要有“教室里的革命”，也要有“支持系统的革命”。唯有两者相互匹配，建立起新的生态平衡，SC改革才能真正扎根。

我认为，目前状态只是暂时现象。如潘懋元教授所说，本科教育问题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难题。而环宇之内，除了SC改革，还看不到更好的方法。因此我们只能耐心等待时机成熟，这也许就是SC改革的宿命。

胡：这也是我们实际面临的困境：学生为考试而学，教师为评价而教，学校为升级而办。大家一起进入负循环。彼此环环相扣，不易破解。

我们尝试从系统外部引入“活水”，关键的调整就是“雇主导向”。雇主导向的实质，是把真实的社会需求和市场信号像活水一样引入培养过程，具体化为三句话：和雇主共同设计学习目标，让雇主全过程参与培养，雇主以雇用或提供良好待遇作为对毕业生的最终评价。当企业成为“共同设计者”和“质量验收者”，外部压力就会转化为推动课程、教学乃至评价方式变革的内在动力。

赵：欧亚的雇主导向显然有助于解决大学教学与社会需要脱节的问题，属于SC改革中真实性教学设计类方法，因此肯定会促进SC改革。

胡：此外，我们通过与加州大学常桐善教授合作的“欧亚学生就读经历调查”，持续跟踪学生在学业、社交、心理等方面的数据，让“以学生为中心”不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能干预的实际依据。

赵：SC改革强调了解学生。常老师领导的学生调查肯定有助于学校领导和教师了解学生真实情况，然后对症下药。这很有意义。然而这些年下来，您作为学校董事长，有什么体会？您对未来有何打算？

胡：说实话，我认为SC改革在欧亚的整体成效还不够明显。反思下来主要是两个“老大难”问题：一是客观的生师比限制，二是更根本的学生学习动力问题。学生普遍以“考研”“考公”为成功标准，与真实产业联结不深，觉得面向就业的培养“不实在”“不迫切”，学习的内驱力始终难以真正点燃。

赵：生师比确实是一个问题。研究表明，班级规模对教师教学方法选用有重大影响。在常态下，班级规模越大，教师越倾向于使用讲授法。因此，习惯上人们可以用生师比来判断学校的教学质量。

关于学生学习动力，这与学生社会发展的成熟水平有关。我认为其中一个最重要指标是自律。这尤其指守时，即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上课、按时完成作业等。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基础，良好的学习习惯为良好的学习效果提供保障。自律的本质是延迟享受，即为了将来更大的收获而延迟当前的享受。美国的研究发现，自律的孩子80%-90%长大后都会取得成功。于是问题变成了“我们是否能利用大学生的四年校园生活，培养他们的自律习惯？”我认为这应该是学生校园生活管理的主要目标。

然后在自律基础上，提出更进一步的成长目标，如自律自强、远大社会理想等。如果连自律都做不到，其他目标也很难达成。自律显然不是靠一两门课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整个学校，包括学校管理系统、学生管理系统、学校教学系统的统一发力和集体合作才能成功。

胡：所以我们试着把“目标管理”前置、贯穿始终。借助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慢慢滋养内在动力。学生为自己的目标学习时，自律才有了根据。

赵：有理。

AI时代：回归教育的“本分”

胡：面对AI冲击和知识的快速迭代，“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如何保持生命力？

赵：对当前的AI热，我有两个冷思考。一是如果未来真的出现通用AI或AGI，即AGI能够像老师那样1:1地帮助学生学习，那生师比的问题就解决了。只要为每个学生配一个AGI，就实现了1:1的教学。这样，至少在智力发展方面，AGI有可能取代教师，SC教学改革的目标就实现了。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种AGI的影子。退而求其次，如果我们发明了课程AI，即可以胜任一门课程教学的AI，虽然这仍然是专用AI，但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实现SC改革的目标。大学课程本质上是一种标准化产品。全国所有大学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大概不超过5000门，再细分为三个档次：高职、本科、研究生，总共15000门课。我知道目前教育部正在全国组织力量开发课程AI，但至今还没有听到有成功的消息。至于何时能开发出来，目前还尚未可知。目前美国也没有听来类似的成功消息，只是知道有大量AI初创企业正在涌入这个巨大的蓝海市场。显然，如果课程AI取得成功，将可以极大地改变今日的大学教学。

2024年11月，欧亚艾德艺术设计学院与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开展AI实战应用工作坊，探索AI在设计教育中的可能性。

第二个冷思考是目前AI在教育上的应用，是在帮助学生思考，还是在代替学生思考？真正的好老师都是循循善诱的。他们不给学生现成答案，而是帮助学生自己构建认知框架，并且能不断出题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直到学生完全掌握为止。这就叫帮助学生学习。由于学生在学习中动脑动手了，因此他们的大脑和思维都会得到发展。然而目前的AI是在替学生学习，老师给学生一个题目，学生转手就把它喂给AI，然后把AI的答案交给老师。学生不过是转手者。这就叫AI替学生学习。结果是AI发展了，学生反而没有得到发展。如何才能制造出像真正优秀的老师一样的AI呢？这要研究学生是如何学会的，真正优秀的教师是如何教学的，并找到其中的客观规律。很可惜，这种研究有赖于SC改革和大学教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而这类研究要么还没起步，要么还在起步阶段。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课程AI研究一直进展不顺的原因。如果连基础都没有，何以建高楼？

胡：我前段时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课，蔡舒恒教授就用得很妙：讲完理论就给真实案例，让我们用AI搜集分析数据，但最后必须自己做出判断并说清理由。那过程让我真切感受到，AI能提高信息效率，但真正的学习，发生在自己筛选、整合、做决定的思考中。

这也让我想起查理·芒格的一个提醒：AI最深的威胁可能不是取代工作，而是侵蚀人的“定价权”——你决定自己价值的能力。当AI让谁都能快速完成以前专家做的事，比如写作、设计、分析，这些技能就会“贬值”。真正的危险不是失业，而是你的工作变得“不值钱”。

在这个时代，人最需要培养的，恰恰是在信息不全时做出审慎判断的能力，以及那些无法被数据化的“人的特质”——比如共情、信任、责任和价值观。如果教育只训练学生成为高效的工具人，那可能是在帮他们“降维”。

赵：有理。我相信，以学生为本、以科学为基础的教育，就是那个更有生命力的未来。

胡：面对未来，我很认同段永平先生说的“本分”：回归本质，做对的事，再把事做对。对大学来说，“本分”就是以学生的成长为中心。作为办学者，在热闹中保持一份“静气”，或许和推动变革一样重要。

我们既要当敢闯的“革命者”，在盐碱地里引活水；也要做耐心的“园丁”，懂得每棵树有自己的生长节奏。今天种下的种子，要长成森林，可能需要更久。急不得，但也松不得。也许我们看不到森林完全长成，但能作为“种树的人”，为一所学校、为一个教育理想扎根而努力，这本身也挺有意义。

赵：我希望中国能在SC改革方面领先一步，这不仅可以有效提高中国的本科教育质量，而且还可以为世界的SC改革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编辑：朱春娇